对于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如果不能防止和制止市场经济这个良家妇女受腐败的凌辱，那么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就是一场无尽的灾难。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更多地带有国有公共机构的性质和功能，只不过是借助于企业的形态而存在。十八大前夕，他们以改革不容拖延的名义，以发展民营经济为理由，以改革垄断行业为突破口，以国有资本退出一般竞争领域为诉求，甚至直接喊出了对国有资产实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口号。
第一，必须明确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性与伟大性，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予以证实。事实上，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除了那些私人不愿意进入和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行业和领域，政府在许多自然垄断行业、资源垄断行业和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广泛存在。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企业一样照章纳税，税后利润视情况定额度上缴专门账户，用于全民福利保障或部分直接向全民分红。该理论体系挟垄断资本主义的强盛与苏东剧变的余威，在近十年间已然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派。
其次，它必须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法律的、社会的、道德的约束。在一般情况下（战争、自然灾害等情况除外），减少对公有制企业经营的干预，转而通过税收、财政、汇率、利率等政策性手段来实现间接调控，以求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地增长。地方债务的激增起始于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提出的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为了配合这一刺激计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及规模飞速发展。
有远见的政治家疾呼推进改革，但胃口已被吊高的民众四处游行抗议。高福利制度间接导致居民工作意愿不高，无形之中在劳动力市场设置了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从而扭曲了劳动力市场，致使劳动供给减少，企业雇佣成本偏高。如果行政垄断、简单模仿比自主创新能获得更多的优势，创新的热情将难以点燃。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之一便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欧债危机的爆发直至愈演愈烈，固然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有关，但更多的原因恐怕需要从欧洲的长期发展模式上去探究。由此观之，厘清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对我国有如下启示：继续深化市场导向改革，以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以改革推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从开源来看，欧洲近年来生产竞争力持续下降、创新能力不足，由此导致开源能力不足。当前我国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改革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与物质生产增长联系紧密、生产要素价格形成过程中的市场化不足，等等。打破上述制度性障碍，必须依赖于深化市场导向的长期制度变革。一个国家出现债务问题，预算不能平衡，也像一个家庭出现财务问题一样，要么是开源出了问题，要么是节流出了问题，或者两者都有
通过以上政策的配合，在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养老金的替代率和推动养老金在城乡各级达到全覆盖。二是担心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老少两头大的情况，这一点通过人口迭代模型可以得到印证，即如果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三四十年间我国的人口总抚养率因为儿童的增加会有所上升，但最终至约2060年开始下降，所以如果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也应该开始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在今后的政策导向中，应给予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多的配套扶持政策，从以往的做大转变为做强，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就经济增长的潜力来看，劳动力要素的潜在供给减少的同时，由于投资的下降带来了资本存量的减少，社会生产两大要素的减少将削弱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我国持续多年的高额贸易顺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也因为巨额的外汇储备给我国国内经济带来了货币超发和控制流动性的压力。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出口增速放缓，预期净出口占GDP比重将会下降，将有效地缓解这一问题。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增长的速度得到了有效抑制，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约1.5，远低于支持人口结构稳定的总和生育率2.1的水平，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之下，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已是形势所趋。一方面，劳动力绝对数量由逐年递增到开始减少，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状况。
另一方面，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下降，直观来看消费的人口不变而进行社会生产的人口减少了，从而在GDP的支出方，投资和净出口作为产出减去消费的溢出也将会有相应的下降。3.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具体而言，目前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还是依赖于子女转移和自身财产性和劳动收入，但在今后城市里可能出现家庭单位内一个成年人赡养两个甚至更多老年人的情况，原本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养老金将成为老年人收入的主要来源。当然，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存在两个较大的争议，一是担心人口规模得不到控制，但多项调查表明，即使放开二胎政策，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也仅能提高0.2，而且综观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总和生育率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趋于降低，所以这一点担忧可以排除。而在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的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仅为51.27％，还远未到达成熟的阶段。老年人口的增加，给我国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提供了契机，老年人的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医疗保健等需求将快速增加，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更深的含义是将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由第二三产业共同占主导地位的情况进一步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偏移。
针对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期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机遇，政府在政策层面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建议如下： 1.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回顾日本、韩国、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人口红利的关闭要滞后于其城镇化进程的完成时段，从而较好地适应了投资主导经济发展模式向消费主导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对于国际市场而言，由于我国比较优势中劳动力成本因素的弱化，我国的来料加工出口贸易受到了挑战。4.积极推动社会养老金体制改革和加强对老年人的关怀。
主要包括加大对各级学校的投入、扶持和完善社会教育机构、奖励企业对员工的再培训，等等。最后，城镇化的速度赶不上人口红利关闭速度。
以日本为例，其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在1991年，伴随劳动力成本的增速加快和经济增长的明显放缓，在结构上表现为消费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养老金存在支付水平较低（2010年平均替代率仅为48%，低于国际水平的60%）、覆盖率不足（2010年职工覆盖率61%，城镇居民全体覆盖率40％）等问题，替代率和覆盖率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加之人口老龄化后缴纳养老金的人口趋于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趋于增加，最终导致无论是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模式还是基金累进制的养老金模式，都将面临巨大的缺口，成为社会沉重的隐性负债。其次，可供儿童和老年人消费的社会剩余产品减少。技术、劳动力和资本三大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如果劳动力数量下降，为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通过提高资本的积累，推动技术进步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弥补。
结合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主要采取的形式有：划拨国有资产进入社保账户，加大养老金的收缴率，推迟退休年龄等。原本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的主导地位将被一直处于落后的消费所取代，如何应对经济增长驱动力量的这种转换，也将是我国经济即将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全社会的技术进步受到各方面制约难以有跨越式的增长，而我国目前人力资本水平尚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通过学校教育、社会培训等多种途径可以得到显著提高，是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作者：民建湖南省主委、湖南大学副校长） 进入专题： 老龄化 可持续发展 。
劳动力成本因此加速上涨，对国内市场而言，给物价水平的稳定带来了额外的压力。2.政策配合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首先，劳动力供求平衡被打破，劳动力比重下降，经济增长潜力下降。过去多年我国粗放式经济增长的模式，依托于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以及资本的高速积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先后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和环境问题。如上所述，老龄化对储蓄有着负面的影响，进而减缓投资以及资本积累的速度。目前我国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体制虽然还略有盈余，但采用基金累进制的模式计算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已经存在巨大空账，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将来，养老金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儿童抚养比在未来大致稳定，但老人抚养比快速上升，将从目前约五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变为至2050年约两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如何分配好社会资源以及保障老年人生活将是未来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通过人力资本质的提高来替代其量的减少。
人口红利的结束，既对以往的发展模型提出了挑战，也给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当前的人口红利往往对应着未来的人口负债，存在着一系列对未来的隐性负债，随着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国民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新的挑战。
就我国而言，在当前的人口红利方面还面临着很多具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78年的55.1%上升到2010年的68.2%，至2011年，我国所具有的人口红利已经达到顶峰状态，正面临着人口红利越过拐点的特殊时期。
